中国外交官在联合国安理会的轶闻趣事

  1995年9月26日安理会为纪念联合国成立50周年，特意举行了一次外长级会议，回顾联合国安理会半个世纪以来的“功过成败”。担任这次会议主席的是意大利女外长阿涅利夫人。

  我国当时是副总理兼外长参加会议。他的发言稿是在国内准备的，带到纽约后由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负责印出中、英文本各数百份，以供发言后散发。出于保密考虑，发言前我方陪同人没办法人手一份。而我“近水楼台”，先索得了一份。在会上，大家都集中精神听会。当我“下意识”地预览发言稿时，猛地发现稿子的开头“按例”写着“主席先生”，结束语也写着“谢谢主席先生”。我当即出了一身冷汗，立即掏出铅笔将“先生”两字改为“女士”，“不顾一切”地从旁听席上冲到中国席位上，将这一更正递给在座的外交部副部长李肇星。李副部长一看，二话不说就往钱副总理手上送去。刚过一会儿就轮到钱副总理发言。当听到他声音洪亮地读出第一句“主席女士”时，我心中的“石头”才算落了地。我迄今仍保存着这一页纸，并经常拿出来“品尝”个中“味道”！

  联合国是一个藏龙卧虎、奇才辈出之地，云集着各国优秀的政治家和外交官。这些人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和聪明的才干，其言谈笑语别具一格，或顺水推舟，以柔克刚，或唇枪舌剑，针锋相对，实在是独领“风骚”。

  在一次安理会会议上，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肇星大使对一项维和行动的表决投弃权票后做了解释性发言，指出在该项维和行动中，援引《联合固》第七章，授权采取强制性行动的做法，不应构成安理会部署其他维和行动的先例。

  会后，一位操英语的西方国家大使特意走过来，略带讥讽地问道：“When does a precedent become not a precedent？（先例何时才能不戌为先例？）”李大使当时未予纠缠，随势指了一下坐在会议厅中央的安理会主席，答道：“When a President is not president，he is an Ambassador.（主席不当主席时，自然就会成为大使了。）”李大使将“先例”和“主席”两个发音相似、意义迥异的英语词如此巧妙地串联作答，可谓天衣无缝。对方当时讨个没趣，悻悻离去。

  安理会的工作是很具有挑战性的。“心红”、“眼亮”、“手快”是我国外交官在安理会工作必不可少的“三要素”。

  1997年初，阿尔巴尼亚因经济危机发生内乱，平民百姓在光天化日之下竟然闯进军方的弹药库，将武器弹药洗劫一空。接下来的便是一片无政府状态。邻国意大利担心“城门起火，殃及池鱼”，便火速派出军队到阿尔巴尼亚“协助”维护治安。为了使该项行动“名正言顺”，意大利和一些欧洲国家要求安理会通过一项决议，正式授权这支意大利部队执行任务。

  当时，我国与安理会的一些理事国对这样的做法有不同看法，无法同意由安理会给予授权。后来，考虑到阿尔巴尼亚的真实的情况和要求，根据我们国家政府的指示，我们对1997年3月28日通过的安理会第1101号决议投了弃权票。到了同年6月，阿尔巴尼亚的局势有所好转，安理会决定只将该支部队的任期再延长至同年8月中旬。

  6月19日，安理会举行会议。当时，我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王学贤大使出席会议，并将根据我们国家政府指示对决议草案继续投弃权票。那一年，我国的席位两旁分别是智利和哥斯达黎加。智利常驻联合国代表索马维亚大使与王大使素来私交甚笃，平时就特别能聊”得来。这天，索马维亚大使不知什么原因特别爱聊，聊到安理会主席、瑞典大使奥斯沃宣布举手表决的时候还不停嘴。

  安理会主席通常是这样宣布表决程序的：现在我们对摆放在面前的什么什么决议草案进行表决。赞成的请举手，反对的请举手，弃权的请举手。当主席念到“赞成的请举手”时，索马维亚大使才歇了歇嘴，转正身体的坐姿，举起了右手。

  王大使这时也正转动着身体的坐姿，见索马维亚大使举手，完全是下意识地开始将右手举起来。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坐在王大使后排的我一个前扑，使劲将那只举到一半的右手板了下来。与我同坐在一排的刘参赞也以同样的速度，伸手将那只右胳膊死死钳住。“好险啊”等到主席和场内其他代表都回过神来，一切已经是“风平浪静”了。当主席念到“弃权的请举手”时，王大使有意高高地举起那只右手！全场顿时发出了善意和理解的笑声。会后，我和刘参赞也连忙问王大使右臂是否还有点痛。王大使到现在也没有告诉我他当时的感觉！

  不知从何时开始，“送礼之风”也刮进了安理会！我在安理会工作期间，发现每届安理会主席几乎都会在任期之内，“随便”找个由头就向其他理事国的代表送礼。送礼是“公开”的，通常是在月底，礼品常常有独特之处，而且寓意深刻。

  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秦华孙大使于1996年5月担任安理会主席。在该月的最后一天，秦大使给每位大使赠送了一枚印章，上面分别用篆体刻上了各人的中文译名。秦大使在会上详细地介绍了印章的由来和篆体的发展历史，强调印章在中国最早称为“玺”，是权力机构的象征。秦大使最后“一本正经”地说：“今后，如果诸位要写信给我，别忘了盖上你们的印章！”大家被秦大使的这番幽默引得开怀大笑。

  联合国有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等六种正式语文，但“销路”最广的是英文。在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内部磋商时，大使们除了见面时友好地用对方的语言打个招呼外，在实质性的讨论中均使用英文交谈。在五国专家磋商具体案文时，更是围绕英文的案文大说英国话！

  我国外交官多从“英国语言文学学士”一档起家，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高，加上我国汉语有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因此，在五国磋商中通常显示出自己的优势和特点。

  1997年下半年，我参加了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外长年度声明稿的磋商工作。其间，五国专家三天两头开会，用英文逐字逐句讨论声明稿。当大家讨论到稿中批评个别国家向塞浦路斯出售“武器”的段落时，俄罗斯代表对稿中使用“weapons（‘武器’的英文词复数）”表示“有严重困难”，担心这可能特指俄罗斯此前向塞浦路斯出售SS-300型导弹。俄罗斯与美、英两国代表遂出现了分歧。

  看到法国代表态度超脱，一声不吭，我在各方设法寻找“出路”的情况下主动“甩”出一个笼统的英文词“weaponry”，并强调我在大学是读“莎士比亚作品”的，希望这个“中性词”能获得大家的接受。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经过权衡比较，大家认为还是莎翁在英文方面“造诣深、威信高”，最后决定采纳这一措辞。